只用一部电影就可以让人喜欢上杨德昌。我看了4部,但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谈论他和他的电影。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当你真正领会一部作品时,才有资格去评论它。否则,任何观点都是肤浅甚至粗鄙的。对于杨德昌的电影,我依然认为自己还缺乏理解它所需要的生活阅历。因此,即便有所感悟也不敢乱下结论。
但也许是职业原因,我最经总是想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部91年的老片子。有同事说,《牯岭街》的叙事方式很值得新闻写作的借鉴。而我也慢慢觉得,原来很多新闻事件的发生机理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影像作品与文字作品,似乎有了很多的相通点。
但我认为,影像的表现力要远远强于文字。因为直观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更容易激起受众的某种情愫,从而超出作者原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巧合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改编自一则短小的新闻,而它的价值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新闻事件。
孤独的青春记忆
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在“小四”身上找到自己年少时的影子,正统的家教、不错的学业、沉默的性格、敏感的心灵……当张震那张稚嫩而羞涩的脸出现在镜头前时,我忽然有一种亲切感,那种神情像极了多年前的我。
《牯岭街》是张震的第一部电影,那时他只有15岁。没有经验,反而更适合表现小四的青涩。在后来的《麻将》中,张震已经有了些许“风尘气”。而经过侯孝贤的“调教”,他才彻底转变成一个文艺青年。
在杨德昌冗长的镜头下,“小四”多以沉默、老实的形象出现,甚至很少见到他笑。即使在“山东”被honey的朋友砍倒后,“小四”战战兢兢地去收尾时,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与其他孩子不同,他无法真正与外界相融,他比别人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但同时,他也必须恪守自己的准则,做一个老实的孩子,可靠的伙伴。
但千万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在想什么,对于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更是如此。
“小四”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知识分子的父亲给了他正统的家庭教育,但现实却远不是那套冠冕堂皇的“仁义道德”。邻居蛮不讲理、幸灾乐祸;学校则惟利是图、师德败坏,“小四”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困惑,他沉默。
他有朋友。但小猫是个人小鬼大、颇有江湖义气的早熟少年;飞机老实、木讷,不足为谋;小马具有侠义心肠却养尊处优、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些朋友中,他也无法找到共同点。“小四”的孤独也许正在于此,他要承受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反差,又无法从朋友身上得到感同身受的共鸣。
“小四”说话并不多,但他的台词都隐藏在那双沉默的眼睛里。他要成长,要面对太多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事情,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胆怯、好奇与不知所措,只能低垂着头,眼睛里若有所思。有时,你甚至不忍直视那双眼睛,因为它表现了残酷现实对一颗纯洁心灵的侵袭与污染,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挣扎。但“小四”究竟领悟了什么?你只能猜测,却不会知道,只有“小四”才知道。
即使在小明面前,那双眼睛仍然是沉默的。但这种沉默中,已经有了故作沉稳的一面。感情是对小四最好的抚慰,然而无论在经济还是所谓的“舆论”上,小明都处于弱势。这与小四在现实生活中的弱势没有两样。
在小明身上,小四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他要小明独立,是因为他自己不够独立;他要保护小明,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保护。他把对自己的各种复杂情感都投射到小明身上,即使是刺向小明的那一刀也是如此。
尽管小四杀人还有着更多的深层原因,但那一刀无疑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否定。在面对成长中完全不同的环境时,小四不知所措,他不愿承认却又无法改变这一点。因此,他对慢慢倒下的小明说,“你站起来啊,快点站起来啊!”小明还是倒下了,小四的心理支柱也坍塌了。
在我看来,每个少年身上都有小四的痕迹。因为在我们的成长中,总有一段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无所适从,在我们向外界寻求认同的背后,必然存在着内心的自我否定。因此,小四杀掉了小明,也杀掉了“过去的自己”。
但即便如此,现实也不会因小明的死和小四的入狱而改变。影片的结尾,当小猫把自己录音带带给监狱里的小四时,狱警在摆弄了一番后还是很不屑地扔进了垃圾箱。这个细节正道出了现实对他人价值的漠视。我想,这不仅是悲剧的根源,也许也是杨德昌的无奈吧。
故事与背景
如果单纯地评价一件事情,我们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但如果结合背景的话,故事往往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类似于“少年杀人事件”的新闻在都市类报纸的社会版中比比皆是,只是人们往往只关注事情本身而忽略了它的背后。如果对每个类似的新闻事件都做一番剖析,就很容易得出不同版本的“少年杀人事件”。在媒体的报道中,“马加爵案”如此,“杨佳袭警案”如此,借鉴了该片叙事手法的《少年杀母事件》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在一个看似极端的故事背后,必然有着复杂的个人、家庭、社会,甚至历史因素。相比各种微小的诱因,一个清晰的时代背景显得更加重要。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大陆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台湾则处在国民党的窒息统治中,但那时的台湾已经有了开放之风。“小猫”只是一个够不着话筒的小孩,却因对猫王歌曲的精彩演绎而在酒吧里小有名气,足见“舶来品”的受欢迎程度。
社会开放,对物质与虚荣的追逐也随之而来。“小四”最经常去的地方,除了家和学校,就是小猫驻场的酒吧,酒吧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场所,不但没有对青少年说不,反而千方百计吸引他们消费。即便是学校,也已变成一个依附权贵、师德沦丧的地方,在电影中,老师的形象是很模糊的,除了对学生的训斥与辱骂,他们没有任何为人师表的表现,而校长更是冷漠、自私、蛮不讲理。与之相对应的是,恪守着传统道德标准的父亲,生活和事业却屡屡受挫,不仅被政治运动牵连,也被朋友出卖。
在这些并不宏大的时代背景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大陆移民与台湾原住民的隔阂、阴晴不定的政治环境、帮派斗争的雏形,等等,在杨德昌的长镜头下可见一斑。
放在这些背景下,“小四杀人”的动机似乎就不难理解了。尽管作为一名少年,小四还无法对外界的种种拥有一个清晰的意识,但这种现实对一颗脆弱心灵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在如此解剖这个事件时,小四的形象慢慢鲜活起来,他不再是新闻报道中冷酷无情的杀人犯,而是一个被社会摧残的悲剧少年。
更重要的是,杨德昌为小四的形象注入了浓厚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看到那篇短小的新闻时,杨德昌也许并不了解主人翁的成长经历。但在编剧时,他必须对故事进行充实。因此,在杨德昌的笔下,小四有了一个籍贯广东的知识分子父亲,有了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有了一群讲义气却无法交心的“哥们”,有了敏感沉默的性格。我更愿意相信这段经历取材于杨德昌本人,不仅因为自身的经历可以使故事显得更真实,还因为,小四若有所思的神态使他很像一个“思想者”,而在杨德昌善于摆弄的长镜头中,处处都是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把一则微不足道的新闻改编成一部教科书般的现实主义影片,可见杨德昌的深厚功力。其实,杨德昌并没有对故事本身做太多改变,而是花了大量笔墨让故事的背景变得清晰。因此,当我再回味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感到的是厚重而不是冗长。这也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不要孤立地看待一件事情,放在它原来的背景下,故事的面目就会有很大不同。
在很多新闻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借鉴。记者们更倾向于通过小说的笔法挖掘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性格来源,以使文章更加生动。尽管这种方式还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读者很喜欢。
我曾经认为,在新闻写作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可以用不超过3000字的篇幅讲清楚。但现在开始觉得,3000字所承载的内容是很有限的,要真正还原一个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甚至用一篇小说都不为过。然而,新闻报道的特点决定了它往往无法花费大量笔墨去渲染背景,而只能描述事件本身。
相应地,读者似乎也麻木到只会从单薄的新闻报道中寻找故事离奇而庸俗的一面,而不是关注它背后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和读者构成的大众漠视了新闻故事的主角,就像电影中被漠视的小四一样。
儒者杨德昌
我的本意是想说“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因为他的叙事背景通常是东方文化。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杨德昌把中国人的孤独、不安、冷漠甚至尔虞我诈表现得如此自然,这一点让我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描述竟然由一个台湾导演来完成,而不是大陆导演。
是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不尽然。大陆的文化传统显然比台湾更加深厚,相比同时期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受过正统文化教育的大陆“第五代”导演,杨德昌不见得更懂中国文化,况且他还有多年留学美国的背景。
但也许正是这段“留洋”的经历,使得他更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而可以从更新的角度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显然影响到了他的叙述方式。
杨德昌喜欢把镜头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冷冷地窥视人们的生活,镜头里,人的动作和表情如此自然,仿佛不是在表演而是生活。这种类似于纪录片的表现方式容易让人觉得乏味,但仔细看时却又意味深远。《一一》中,敏敏对昏迷的婆婆叙说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很快,她就无法接受生活中表面忙碌下的空虚,“我怎么这么少?我为什么会这么少?”敏敏哭着反问自己的镜头成为影片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之一。那么,当我们也每天反省自己的生活时,会不会一样被这种空虚打击得泪流满面?这是杨德昌不动声色的质问。
杨德昌像旁观者一样叙述每一个故事,他讲得完整而细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因此你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
也许是受国产电影的太多影响,我更习惯于在电影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获得一个明确的道理,并拥有和其他人相同的观影体验。因为大陆导演更倾向于把情感投射到主角身上,并围绕他构建故事,这种故事的主线往往很清晰,观众也很容易揣摩出导演的意思。因此,当我第一次看杨德昌的电影时,对这种“散”、“慢”的叙述方式颇不习惯,在观看《一一》时尤其如此。在这部被称为台湾最好的电影中,我试图揣摩出杨德昌到底要说什么。最后却发现他什么都想说又似乎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生活的片段剪切后又重新拼接起来,组成不同的形状,让你自己去想。
其实,所谓的“好电影”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如果非要说出个一二,反而失去了那种韵味。但在电影中,导演的影子清晰可见。在我看来,导演对电影的驾驭应该体现在故事的维护而不是干涉,如果故事中有太多的巧合和偶然,让你“看到开头就能想到结尾”,那必然不是一部好电影。一个好导演的作用应该像一个优秀的足球裁判一样,维持比赛的流畅与精彩,让观众欣赏比赛而不是讨论自己。
杨德昌个优秀的讲述者,但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他将自己的某些特质投射到电影人物身上,从而完成与电影的互动。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麻将》中的伦伦、《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和《一一》中的简南俊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儒者的影子。这就是杨德昌。
这并不奇怪,反而证明导演与电影已经融为一体。杨德昌并不是想通过这些人的命运变化来说明什么,而是通过他们的困惑表达自己的困惑,通过他们的思考表现自己的思考。生活中,杨德昌就是一个儒者,自然有着自己的思索与感悟,不同的是,他的职业决定了自己对生活的体察更加细致,于是,他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融入到电影中。像《麻将》中的伦伦和《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就是杨德昌在电影中的代言人,尽管不是主角,但他们的思考却贯穿了整部影片。
最后要说的是“说教”。我谨慎地赞同“杨德昌是一个说教者”的看法,这从两部电影的结尾中可以看出。《麻将》的结尾,台北的晚上,伦伦出去找马提娜,经过一番找寻,两人终于遇见并在街头忘情地接吻……我一直认为,这个结尾有刻意设计的痕迹,“伦伦在没有找到马提娜的踪影后失望地回家”应该是更合理的结果。但杨德昌似乎不想对伦伦太残酷,在失去了朋友之后,杨德昌“慷慨”地给予他爱情,也为他的生活带来一丝亮色。
《独立时代》的最后,小明和琪琪分手后的瞬间又双双有所领悟,最终相约“去喝咖啡”。这同样是个让我意外的结果。按照杨德昌一贯的犀利,他是不可能为电影设置一个完美结局的,这两部电影却偏偏如此。是杨德昌真正解开了自己的困惑并对生活充满信心?我怀疑。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太仁慈,不想给观众蒙上“现实残酷”的阴影,而巧合的是,《麻将》和《独立时代》正是两部以少年和青年为主题的电影。也许悲观的杨德昌对年轻一代仍抱有希望吧。
相比之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的结尾则是不着痕迹,浑然天成,让人回味悠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是以少年犯罪为主题,却旨在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而《一一》更是将目光投向人们的精神层面,在这两个更为宏观的主题上,杨德昌表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并不是说《麻将》和《独立时代》中的杨德昌是不真实的,对结尾的“温馨”处理恰恰体现了杨德昌作为儒者的仁爱之心。但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痛苦的,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一样,真实的痛苦。
1.
以上是两张台风夜发生在台球厅的帮派械斗场面的截图。杨德昌巧妙利用了手电光的移动性在定镜头中实现了场面调度。第一张截图中小四手中的手电筒照向墙壁,使得墙壁成为了一个反射光源,交代了室内的惨状(可以看到墙角下躺着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之前还利用小四进门时的手电光交代了“山东”的惨状);随后在第二张截图中手电光照向楼梯墙壁,刻画了小四离去的背影(同时也为小四的转变埋下了伏笔),而随着小四的离去,屋中陷入黑暗,暗示了这个帮派的覆灭(本土帮派对外来帮派的胜利,此处也影射了台湾当时的白色恐怖,杨德昌巧妙地将两岸政治上的对立投射到了帮派的冲突上)。
2.
<图片3>
小四在医务室中模仿约翰·韦恩,注意那顶帽子的两侧帽檐被小四刻意翘起,而后老师走进来将帽檐又抚平。此处细节和其它片中的细节(小猫王对美国流行歌曲的热爱,小马炫耀他的录音设备等等)刻画了台湾年轻一代对欧美流行文化的崇拜和向往,与老一辈人形成了文化上的割裂(影片前半段同样在医务室中,有一个场景,一名学校职工和校医聊天,满口青岛怎么怎么好)。
下图则更明显地显示了这种文化上的割裂和矛盾:
<图片5>
日式房屋+中式家具+美国流行文化符号(日本殖民遗留、大陆人大量移居台湾、欧美文化入侵),一个镜头即概括了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现状,杨德昌的洞察力和再现能力令人难以望其项背。
3.
被小猫王拆过之后时灵时不灵的收音机被斜搁在厚厚的书本之上。收音机播报的都是一些严肃的政治新闻,象征了以小四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大陆人,而这个场景出现在他被政治审查之前:被欧美文化重创的传统文化/作风又在政治审查中水土不服。这三者在一个小小的收音机上交汇冲突,又是一个以小见大的绝妙隐喻。该场景中另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收音机被放置在阴暗的角落里,而提供光明的是一盏西式台灯。影片快结尾处,小四父亲的朋友去小四家拜访,指着收音机说:“坏掉了嘛……这种没用的东西扔扔掉么好了”。
片中诸如此类的细节数不胜数,杨德昌将它们一点点拼接起来,勾勒出那个年代台湾的轮廓。正是这种有些细碎的叙事策略,以一种包罗万象的姿态承载了政治、苦难、迷惘、青春、友情、爱情……观众以任意一种角度切入这部电影都能找到共鸣。
杨德昌的这种导演特质在《恐怖分子》中已经很明显地被体现了出来:以一种冷峻的旁观者视角(得益于杨德昌的留美经历)抽丝剥茧般地暴露出时代最核心的病症——《恐怖分子》中人与人的疏离、《牯岭街》中的社会巨变、《独立时代》和《麻将》中年轻一代对生活的迷茫以及《一一》中现代社会的情感问题。这种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是杨德昌之所以是大师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同样体现了这种特质的《悲情城市》是侯孝贤的最佳作品。
昨晚我又重看了一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是第三次完整的看这部近四个小时的电影,这部电影几乎是我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简单说,任何时候把这张碟片放入碟机时,我都感到异常庄重,也不是在看电影更像是在进行一场严肃的研讨会。
如果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导演,没有之一,我一定会选杨德昌,他的作品一共八部半,我看过其中的七部,每一部我都喜欢,而且去年他离世了,杜绝了以后老眼昏花鬼迷心窍导出烂片的可能(这种可能已经在陈凯歌张艺谋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示),因此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就此固定,永远第一。
电影演完时,我特地留意了一下字幕,许多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名字,但在那时,他们和杨德昌一样,只是一群热血青年而已,甚至蔡琴也出演了一个龙套角色---汪狗的太太,整部戏里她没有对白,只有一个旗袍的侧影,跟随丈夫汪狗拜访张家时,在门口换鞋。张震、张国柱父子出演父子,甚至连名字都没换,赖声川的女儿赖梵耘演小妹,剧中的名字是张芸,台湾版《这一夜,Women说相声》中的萧艾演冰店老板娘,那时她还很年轻漂亮。
这次看又整理了一次情节,理解也更加深入,同时也更加叹服。
杨德昌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剧情完成了对青春的回眸和致敬,细针密线的解析了少年对逐渐对世界幻灭的过程。
这部电影在我心中是完美的,无可挑剔,因为它足够丰富,又不觉得冗长,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闷,后来知道了更多台湾那个时期的历史感触就更深一些,我的老板的老板,每次去K歌,他都选一些很老的美国歌来K,推算他的年纪,在六十年代他和小猫王差不多大小,想必也经历了那个可怕又沉闷的时期吧。
一方面,杨德昌立足那个时期,取材真实案件,拍的足够真实可信,这一点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做到了;另一方面,杨德昌透过这个故事穿越时代,赋予这一群小孩宿命式的鲜明性格以及由性格而决定的命运,通过对不同的人命运的探讨,折射出一丝夏日亮眼的阳光---那是人性之光的理想光芒。
Honey和小四加上后来的小马,这三个人性格的共同之处就是对真理和正义的执拗式的秉持,Honey从台南回来后十分黯然又气愤的说:到南部了半年,回来大家都忙着搞钱啦,他和小四讲起他看了无数的武侠小说,都不记得名字了,只有一部《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个老包,全城的人都翘头了,他一个人拿把刀去堵拿破仑。』,说这段话时,作为一个小混混头目,他眼里是对现状的无奈和一丝革命式的激情,他可以做老大,因为即便在小孩中间,真理和正义仍然是基本的底线,他回来时混混已经在忙着搞钱了,像滑头这样软欺硬怕的烂货居然也一呼百应的有人追随,虽然还很年轻,但Honey已经隐约感到他的时代过去了。他跑到纪念堂去找山东谈,两人走在黑暗的柏油路上,一辆辆的军车呼啸而过,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你是哪一种?我看你不是不要命哪一种吧。山东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看准时机把Honey推向了疾驰而来的汽车。
时代真的变了,小四的性格没变。
第一次记过,滑头抄了他的试卷,他也要跟着受罚时,父亲在教务处大声斥责老师: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他?
虽然,父亲强硬的性格,以及无条件的秉持内心的正义原则导致小四记大过,但他很开心,在路上,这一对沉默的父子罕有的进行了一场心灵的谈话。
父亲甚至高兴的说起了广东话(在剧中他是从广东赴上海读大学然后从上海跑到台湾)『冇春袋的男人,好麻烦o既』。
回到家他仍然信心满满的对太太解释:就是在这种时候,要做出榜样给孩子看,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每次看这一段,我都热血沸腾,言传身教啊!做父母的。
而后来,同样的情形下,父亲却锐气尽失,低声下气的对训导主任陪笑讲好话,小四终于忍不住抄起身边的棒球棍击碎了点灯。全办公室的老师惊呆了。
同样的一段路,同样沉默的父子,父亲却再也没有往日的豪情和雄风,小四却越来越懂事了。
至死,他都终于自己的内心,秉持自己的原则,他捅向小明时说的是:你不可以这样被人瞧不起!
小马虽说占老爸的势力,但除了对待女人之外他秉持的做人原则和Honey和小四是一样的,所以最后他在警局嚎啕大哭说:我只有小四这一个好朋友。
这三个将世界理想化的少年,收获了同样悲惨的命运,一个被小人暗算,一个斗不过这世界,走向自毁,另一个则将面对永恒的愧疚。
另外那些头脸模糊的庸俗之辈则继续过正常的生活---所谓能屈能伸。
除了三个少年之外,最丰富的一个角色就是小明,这也是我愿意一看再看的原因,小明的塑造最为成功,她一个接一个的依靠不同的带头大哥,终于了解了社会的全貌,她是最早熟的少女,以至于她对小医生说出:『你不要娶她,她不适合你的』这样的话,也不突兀。她喜欢Honey,喜欢小四,她爱的是她们身上有别于其它小孩的理想主义光芒,但她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爱的权利,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同样是选择这样的方式(频繁换男友),小翠就不同,小翠很开心,因为她谁都不爱,她只是寻开心而已。小四不了解小明,就像他对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完整的了解一样,他只看到了表面,小明如此的换男友,在他看来,会被人瞧不起,下贱等等。
他无法改变,父亲形象倒塌后,他没有听姐姐的话去听牧师的解劝,跟着是爱情和友情的幻灭----父亲、朋友、女孩儿,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生命的支柱,男人先是相信自己可以判断世界改变世界,接着就相信自己可以判断女人改变女人
如今一一的崩溃了,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能改变女人,他无法预见未来,更缺乏将日子捱下去的耐心和毅力,只能自毁,或者像狗一样的活在人间----现在你该明白大话西游的结尾,为何会有一句:他好像条狗诶。
整部影片中所包含的信息以及传达出的精神水乳交融,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切伟大艺术作品的共性。
影片里的南腔北调,学校里那些老师,教官,卖红豆冰的本地女孩,在『少年杀人事件』发生的舞台上,大人和小孩儿一样历经着社会震荡带来的苦痛和挣扎,白色恐怖的社会背景若隐若现。
有人说,青春的躁动来源于荷尔蒙,迷茫的眼神,蒙胧的情愫,不安、犹豫、鲁莽、激烈...《牯岭街少年杀人案》,故事源自一个真实事件。再看这部老片子,心中不由泛起几分尘封的“荷尔蒙”的回忆...
“打KISS,泡MISS!”正如电影的第一句台词,这就是青春的开始。金色朝阳下,骑着单车的少年上学去...然而,平静的开场、柔和的色彩却掩盖不了全片无处不在的暴力和血腥,恐吓、打架、群殴...在杨德昌的镜头里,青春是毫无顾忌、肆无忌惮的。
电影的主角“小四”(张震饰)穿着白衬衫,干干净净。办公室里,小四的父亲正在向老师求情,请求查卷,以便使小四能进入“建中”日间部。显然,父亲的努力是徒劳的,小四还是进入了夜间部,也来到了生命的转折点。在这里,小四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小猫和飞机。飞机戏分不多;而小猫,一个瘦小的男孩儿,比小四矮一个多头,却是影片的灵魂人物之一。
有人评说,小猫其实是导演自己的化身。小猫的出场总能给观众带去快乐——他模仿猫王的漂亮歌声,那么小的个头,要站在台子上才能够得着话筒;他总是在老师面前为小四求情,甚至拆了椅子要去火拼;矮个子的小猫还总是试图像一个大人那样说话,“别这样啦,自己哥们,不要这样啦,看我的面子嘛、来来,我帮你约一下,有事好好说嘛,给哥们一个面子嘛!”正是他,不自觉地将小四引入了另一个圈子,让这个好学生目睹了暴力,体会了无望的爱情和苦涩的青春。
也是在夜间部,小四遇见了少女“小明”。小明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远远超过十几岁少女的负荷。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她,对残酷现实的体会远比小四透彻。贫穷、动荡、寄人篱下,时时刻刻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不稳定状态中,这使得小明身上既有少女的清纯羞涩,又有成熟女人的冷酷。她曾是“小花园”老大HONEY的女友,是男孩们追逐的对象,也是小四青春年代的第一个MISS。
HONEY是小明的男友,也是小明唯一觉得可以依靠,可以给她“安全感”的男人。为了小明,HONEY砍伤了人,逃亡台南。虽然是少年帮派的老大,但就像小明说的,HONEY为人其实十分老实,总是不服气,和别人冲撞。如果不是小四最后那刺向小明的尖刀,我总觉得,小四总有一天会成为和HONEY一样的“老大”。
电影的一些独特设计,颇值得回忆:
其一,是带着浓郁方言色彩的台词。
“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Honey
“我还以为你是好学生哪,原来又泡MISS又卯架。” ——小马
“小姐,你管这个色儿,那个色儿,我们拍的可是黑白片呀。”——导演
“如果我把烟戒掉,每个月省下的烟钱,就可以分期付款帮你买一副眼镜了。”——小四父
“怎么地?心情不好啊?没有问题的啦,睡一觉,太阳出来就好啦,活人总不能让屁憋死吧?你说对不对?”——卖馒头的人
无论是上海方言、山东话还是闽南语,经典的台词,如画外音般提示着历史。故事发生在特定的年代,数百万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他们中的大多数,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一种安定的生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广播里时而出现的“反攻大陆”,街道上进进出出的装甲坦克车,阁楼上挖出的军刀和日本女人照片,时刻提醒着观众,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这里的气氛紧张而不安。而这一切,也不可避免地潜入了下一代孱弱而敏感的心灵。
其二,是一段HONEY和小四的对话。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了。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 ——《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太晚了,书读得又不够多。”
本性淳朴,但同样被迫过早踏入社会的HONEY,明白小四正喜欢着自己的女友,但他并没有暴跳如雷,没有再次为了小明而去伤害别人。因为他了解,小明正“爱”着眼前的小四,而不是如当初爱他般,只是为了寻求一份“安全感”。真正懂得小明的,唯有HONEY。但是,他还是死了,死在了成人世界的谋杀里。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对“二一七(Liang Yao Guai)”老大说完这席话后,他就被这个显然违江湖规则的、不要脸的老大推到了车轮下...叹惜这个懵懂的、轻狂的、莽撞的少年,不懂成人世界的规则。
其三,自然是故事的结局,也是导演的最后陈数。
小四终于明白,小明不止他一个男友。HONEY逃亡时,她曾和“滑头”在一起;母亲生病时,她曾依靠于“小医生”;自己辍学时,她又入住马司令儿子“小马”的家...终于,小四把原本准备刺向小马的尖刀刺入了小明的身体,喊着“你这样会被人瞧不起的,你没出息啊你,不要脸,没有出息啊,……”小四的爱情得不到回应,懵懂心头隐藏着的压抑,随着喷涌而出的鲜血找到了出口,也走到了尽头。
末了,小猫带着自己录制的唱片去探监,无情的看守却把它扔进了垃圾桶...猫王的曲子《A BRIGHTER SUMMER DAY》再次响起...这也是片子的英文名字。
影片落幕,小四那一代的青春也告落幕,带着时代的烙印,或沉重或惘然,时光荏苒,空留一声叹息...
四个小时的电影,花了三天看了两遍,写着写着,却越来越为这个本该纯洁的女孩而难过。
耳边一直回想着小明的话,“对我好,就是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全了,你太自私了,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改变的...”。对于小明,也曾一度失望,曾和许多观众一样,恨铁不成钢——她和身边每一个追她的男孩子相好,她可以随便投入别人的怀抱。但HONEY的死,彻底带走了小明的“安全感”,一度因为小四的爱而灿烂起来的青春不可避免地夭折了...如果说,在小四由明转暗的青春里,小明是他最后的亮色;那么,在小明早已暗淡无光的青春里,小四就是她唯一的亮色。
是啊,执迷不悟的小四最终还是没有懂得女孩的心。孤独让他们结合,孤独又让他们分开;他们都不愿意改变自己,而是希望改变对方来证明自己...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青春的回忆是生动的,青春的代价是沉重的,像罂粟花般,妖艳地开放在汗津津的阳光下...
“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 ——杨德昌
杨德昌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华语电影巨匠,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人称“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大部分电影都是,以影片同时代的台北都市为背景,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一个例外,讲的是1959年前后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这个谋杀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点,主角小四怎么认识女主小明,以及为什么杀了她是一条主线,其他的还有小四的家庭生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是另外一条线, “小公园帮”和“217帮”的帮派斗争也是一条线,众多线索和一大帮人物,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格局,看起来就像一个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如果不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这么拍,大概率会看不下去,即使勉强看完了,也可能不知道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
壹戈十几年前看这部电影,是分几次看完的,开始只是觉得主角小四的生活,和自己的青春岁月有像似之处,但看着看着就迷失了,不明白电影里面人物的动机和抉择。后来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尤其台湾的一些历史,才慢慢的看懂了一些,然后是看了杨德昌导演的朋友,台湾电影大师焦雄屏的解读,才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先理一条主线出来
民国48年也就是1959年,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的第10年。1949年有两百多万人一同逃往台湾,他们的后代也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期,全新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下。两百多万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各种奇奇怪怪的方言,巨大的文化冲突,让他们无所适从。
小四一家是从上海迁往台湾的,但父亲是广东人,一激动就说粤语。父亲是政府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庭收入不高。小四名叫张震,用的就是演员的名字,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家7口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日式平房里,小四和哥哥老二就只能睡壁橱。
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小四的学习成绩本来不错,但小升初的考试,语文分数意外很低,父亲要求查阅试卷没有成功,小四就只能去建中夜间部读书。这个学校风气很差,学生们惯常逃学打架混帮派,小四的朋友小猫王就是“小公园帮”的成员。
建中夜间部对面有一个拍电影的片场,小四和小猫王在片场偷看拍片,被发现驱赶,顺手偷了片场保安的手电筒,当作自己狭窄壁橱里的照明灯。可能是经常在光线不好的地方读书,小四的视力不好,家里没钱给他配眼镜,也怀疑是不是假性近视,就让小四经常去学校医务室打针,由此认识了同年级的女同学小明。
小明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有哮喘病,在别人家做佣人。母亲把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尚未成年的小明身上,让小明的心理负担很重,也显得早熟。她有意无意间总在寻找依靠,经常换男朋友。据说小公园的帮主Honey就是为了她,才和217的前任帮主红毛决斗,Honey杀了红毛跑路了。
两个帮派的人都紧紧的盯着小明,小四和小明交往就难免惹火上身。先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小明和小公园的滑头在一起,被滑头报复,导致记了一次大过。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在军训靶场玩,被217成员看见,小四第一次为了小明和217打架,以一对四毫不退让。再后来被217报复,围堵在学校,幸亏新来的同学小马给他解了围,小马是马司令的儿子,两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小明的前男友,小公园的帮主Honey回来了,正碰上小明和小四在一起,但Honey并没有为难小四。Honey随后被217的帮主山东害死,小明因此大病一场。
小公园帮为了给Honey报仇,联合台客帮血洗217,杀了山东。小四参与了行动,虽然没敢动手,但目睹了全过程。这件事情之后,那些平常欺负他的人反而对他很客气。
小四的父亲被人陷害,遭受政治审查,工作职位丢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人也变得很神经质。
后来小四因为小明的关系,在医务室和医生护士大闹,被学校教官抓到又要记大过,父亲到学校低声下气的请求教导员从轻发落,被教导员羞辱。小四当场发作,用棒球棍攻击了教导员,然后被退学。这里镜头是击碎了一只灯泡,但后来的对话小四说是攻击了教导员。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去小马家玩,因此让小明认识了官二代小马,随后小明说服了马家雇她的母亲当佣人,就住进了马家,小明又和小马搞到一起了。
小四又为了小明和小马翻脸,带着刀去学校门口堵小马,正好遇见了小明。小四劝小明不要这样经常换男朋友,会被人瞧不起。小明反而说小四自私,说她就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改变的,愤怒的小四捅了小明七刀,一边捅一边骂她不要脸、没出息,直到小明倒地死去。
这只是一条主线,单看这一条线会以为,不过是一帮不懂事的小孩瞎胡闹,但其实小四的暴力转变,家庭和帮派的斗争都有影响。
帮派斗争
所谓“小公园帮”是以冰果室为聚集点的一个帮派,他们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像小四一样的孩子,是政府公务员的家庭,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平房里。台湾在抗战前就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这段历史参考一下电影《赛德克·巴莱》。像小四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条件有好有坏,但整体来说,比217还是要好一点。
所谓217是军部对数字的叫法,217帮都是眷村子弟,眷村是为大陆逃往台湾的军人家属,集中建设的房屋,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普通士兵的家庭,人员背景复杂、文化多样,生活也更加艰难。眷村是台湾独有的文化,杨德昌本人就在眷村生活过,台湾政界和演艺圈很多名人都出自眷村。
217也都是些半大孩子,两个帮派的争斗无非就是为了争地盘,说到底就是为了挣钱,电影里面的核心事件就是在中山堂开演唱会,为了门票钱引起的利益纷争。但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聚集在一起,总避免不了为女人和面子大打出手,小公园帮Honey和217帮的恩怨,就是因为小明引起的。
无论是小公园还是217,其实都是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但后来血洗217的主力,本省“台客帮”是成人帮派,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恐怖分子。
小四倒霉地进了建中夜间部这个垃圾学校,认识了小明,卷入了帮派斗争,很明显的是“近墨者黑”。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个隐喻,包括他偷手电筒,都是一种渴望,想要看清楚现实,但就是很多事情闹不明白。
黑帮的打打杀杀对小四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家庭情况糟糕,被学校退学前途渺茫,情窦初开又无力为女朋友提供资源,这一切的压力都转变成为一股无名的怒火,最终酿成了大祸。
再来说说家庭的影响
家庭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小公园和217的这些孩子,之所以混社会,都是因为成人世界的无序和混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因素。
杨德昌在电影DVD的导演音轨里说,创作这部电影的动机,是他对于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历史表示怀疑,原因就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他小心翼翼的把众多的历史真实编织在电影里面,没有批判没有控诉,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之后,几百万人需要安置,要组织生产维持生活,还要时刻提防着大陆这边解放台湾。他们还曾经妄想着反攻大陆,但十年过去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基本都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台湾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体的迷茫。
二战之后最强势的美国文化,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向往美国,比如小四父亲的朋友汪狗,就经常感叹美国各种好,小四的大姐也梦想着移民美国,这都是典型的逃亡派思维。少年们在电影院看着美国西部片,在书摊上看美国大兵扔掉的《花花公子》杂志,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本来也是美国新青年反叛社会的产物,迅速在台湾掀起了狂潮。
电影里面小猫王这个人物也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当时有一个摇滚乐团叫电星合唱团,主唱徐庆复以模仿猫王的声音出名,后来他把自己的演唱录音带寄给猫王,猫王竟然寄了一枚戒指给他,说“没想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也有我的歌迷”。电影最后小猫王去看望被判了刑的张震,没有见到人,录音带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小四的父亲是清廉正直的读书人,不懂得变通,也不愿参与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汪狗却是很能变通的那种人,他为小四父亲升官,为的是拉帮结派,方便自己捞钱。他不止一次的暗示,小四转日间部的事情,他可能有办法,条件就是小四父亲要批准他的官商勾结计划。小四父亲就是没转过这个弯来,他觉得一码归一码,你帮我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但违反章程的事情我不干。
到后来,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小四父亲,让他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审查,导致工作职位也丢了,这一段是对应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台湾的戒严令一直到1987年才解除,大陆和台湾两边才可以探亲访友,之前一直对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稍微有点蛛丝马迹绝不放过。根据历史记载,台湾“白色恐怖”有接近20万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几乎是去往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
小四的父母和夏老师关系很好,夏老师一家去往台湾之后,夏老师又单独回上海去接人,结果上海解放了,夏老师和夫人就只能隔海相望,当时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这就成了小四父亲的理污点。大陆这边情况也差不多,只要哪家有个台湾亲戚,成分基本就好不了。
也幸亏是小四父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最后还是放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父亲。母亲猜测可能是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他,但父亲听到这话却大发雷霆,打死也不愿相信多年的老朋友会这样陷害他。他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孩子,不要再吓我!”,然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心变得这么坏,那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那时的人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道德滑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在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麻将》里面,也包括2000年的《一一》,都有着深刻的批判。后来台湾经济腾飞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却更加的严重,杨德昌用电影形容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
电影里有两次小四和父亲推着自行车的长镜头。第一次是小四被滑头欺负反而被记大过,父亲在学校和教导员据理力争之后,说人不可能为了自己还没犯过的错去道歉,读书就是要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二次是他被审查之后,小四这次是真的大骂医生被教官抓了现行,然后父亲只会低声下气的哀求,小四反而爆发用棒球棍打碎了吊灯,然后被退学。回来的路上,小四提起父亲之前说过的话,父亲却心不在焉的说,如果自己戒烟就可省下钱来给小四配一副近视眼镜,什么公平正义、诗和远方都敌不过眼前的苟且。
小四说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自己再努力考插班生进比较好的日间部,他是对学校的那些老师和和教官深深的失望了。
这里有几个典型的场景。一个是在课堂上,老师吐槽英文不如中文简洁,比如“山”这个字,英文单词mountain就太麻烦了,小猫王就问老师,那“我”这个字又怎么说呢,明显的单词“I”要比中文“我”简单,老师罚小猫王在黑板上写100个“我”。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老师混蛋,他这是在纠结文化入侵,不愿意放弃博大精深的中文转而去学习英文。
另外一个典型人物是军训教官,他和任何人的对话都可以瞬间拉扯到大陆,他说他来自青岛,
青岛好啊,那是德国人建的,尤其下水道很宽大,无论下多大的雨地面从来不积水,而台北只要下雨就会积水。
这个人物的情绪,代表了迁往台湾的那些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基本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成年人的世界全都是贫苦和穷困。中文里的“贫”和“穷”是两个概念,贫是贫苦,是物质和金钱的匮乏;而穷是穷困,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贫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希望。
导演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渲染贫穷,比如小四家最小的妹妹,每一次出镜都是在纠结她的衣服小了,扣子扣不上,得用别针别上。大姐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没钱买新衣服,自己按照杂志上的样子做了一套。母亲总是为了工作和薪水的事情和父亲拌嘴,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师母当年送的手表。老二打台球被217坑了,曾经把那个手表当了,大姐又给钱让他赎回来。小四后来心情烦闷又卖了手表去泡小翠,就是想忘掉小明,回家之后正遇上父亲暴打老二。
老二知道是小四拿了手表,去217的台球厅赢了很多钱回来,是准备让小四赎回手表的,没想到被小妹提前举报了,老二一句都没辩解,父亲一边打一边大骂“不要脸,没出息”,小四后来杀小明的时候,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小四唯一救赎的机会是二姐对他的教导,二姐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小四杀人的前一天还劝小四和牧师谈一谈,而小四放弃了,他去了片场归还了之前偷的手电筒。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小四已经不想再看清这个混乱的世界,他已经看得够多了,全都是肮脏和黑暗。偏偏小明还在他面前唱衰,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当小四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怨恨。
小四或许是喜欢小明,但他并不理解小明的痛苦和抉择。可以看出来小明对Honey是有真感情的,她曾经对小四说,其实Honey和小四很像,内心都很老实,外表忧郁平静,只是看不惯周围的一些人和事。Honey死后小明挺过来了,也可能真的是喜欢小四的,但她的心里清楚的知道,喜欢一个人和现实的生活压力是两回事。她勾引小医生,无非就是为了给妈妈看病,她们家付不起医疗费。她后来住到小马家和小马鬼混,当然还是为了母亲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有,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她呢?
小四刺向小明的屠刀,并不是单纯的少年的情感困惑,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少年杀人事件,其实是成人世界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历史,杨德昌通过电影重构了一段历史,焦雄屏大师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定位,是深刻的史诗片。
杨德昌说这部电影是送给父辈的电影:
“他们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让我们少吃苦”。
杨德昌杰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ilibili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