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

电影一开始有一段主观镜头，役所广司跟着一个人走到河边把他打翻，接着模糊了一下，下一个镜头他泼汽油烧尸。在导演没有特指人物时，这种主观镜头就是导演要说的事实。所以这电影一开始已经把真相告诉观众了。

通过这部电影可以帮助观众深入理解几个概念：程序正义，真相，死刑的废除与保留。尤其是废除死刑这项，非常有争议。

程序正义就是即便一个人承认自己杀人，主动愿意认罪，仍然要委派辩护律师为他辩护--因为他认罪不代表就是真凶，可能背后另有其人，而正义就是找出真凶。

找出真凶并惩戒真凶一定是正义吗？不一定。所以，叫程序正义。

有部港片《A1头条》，讲了一个调查记者，在调查一个和富豪有关的命案时，有天忽然驾车出事死了，他女友怀疑他是被人“买凶杀人”了，但主编告诉她并不是，因为他赌博输钱，可能是自杀了。他女友于是怀疑主编也有问题--因为富豪刚刚收购了他们报社变成了他主编的上司。她以一个科技记者的身份，在老报人同事的支持下深入调查，在两个收高利贷的黑帮帮助下（一个黄秋生一个葛民辉）终于查明了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富豪没有杀人，这是因为他家人反对他和一个普通背景的女孩儿交往，该女孩儿自杀了，他不想事情闹大，找到警方希望低调处理。而她男友的确欠下贵利。还多次收过封口费还债。他的死和他的专业没有关系，至少和他调查这个案子没有关系。最后主编（梁家辉）对女孩儿说：我做报纸二十年，你不相信我的操守？女孩儿的报道上了A1头条，揭发了富豪和这个死去的普通女孩儿的恋爱关系。经此一役，她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要闻版记者。

这只是当年非常普通的一部电影（李心洁，陈冠希，黄秋生，梁家辉主演），但我对这片印象深刻，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常识：真相未必如我们想象一样。富豪不一定都是心怀鬼胎的，调查记者不一定都是伟大光荣无私的。这部电影当时宣传语是：没有真相，只有头条

这部电影也一样，真相是小女孩儿长期被继父性侵，她和役所广司一起诱杀了继父，役所广司一人承担了罪行，保护了她。

片中几处关于律师这个职业的嘲讽：律师在乎真相吗？在乎，当且仅当真相能帮忙打赢官司的时候。片中老律师关于盲人摸象的比喻与其来比喻律师不如来比喻普通新闻受众。律师是可以拼凑出真相的，但他们只会公布对他辩护有利的真相--其实媒体也是如此。

所以役所广司才问福山雅治：你不想知道真相吗？

福山雅治在面对检方律师时也是嘲讽对方的，对方说你这种律师，根本不是为了追求真相，他嘲笑道：真相？意思是你第一天当律师吗？的确，第一天当律师的小跟班问了一个傻白甜的问题：为啥你们眼神一对就知道接下来大家要怎么配合了呢？

这个眼神是法官和双方律师的交接：六目相对，马上就默契了，他们都不是第一天做律师，不是第一天做法官。法官有KPI要完成（好多案件），律师也有KPI（不要再浪费公帑了），既然犯人一心求死咱就成全他吧，赶紧了结。什么真相真凶，那么重要吗？事就这么成了。

福山雅治的父亲做法官时是支持死刑的，支持死刑的人通常都觉得真相已明，真理在握。甚至晚年还说：如果那时判了他死刑后面这个人就不用死了。

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法庭真的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吗？不是吗？

十几年前，周防正行忧心忡忡地拍摄了[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而今，是枝裕和将自己对此凝练深邃的思考放进了[第三度嫌疑人]里。

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把它放在悬疑/推理片的体系里去对比。

一个曾经两度杀人的男人，在法庭上面临审判：

律师只想着怎样减轻刑罚，检察官巴不得赶紧对其定罪，法官只想着怎样在规定时间内审完案件。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已然成为常识一般。

©[第三度嫌疑人]，左律师重盛和右犯人三隅在狱中见面

但是枝裕和要问了：如果审判过程中，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事实真相，那案件的真相和正义在哪里呢？

和加缪写《局外人》来质询司法制度一样的尖锐和一针见血。

是的，你知道，这其实不仅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困惑，更是司法制度甚至法哲学的困境。

01.

不論真相，只求法律事實

《Legal High》里，古美门律师曾对菜鸟新手说：

“为自己委托人的利益全身而战，我们律师能做的只有这个。”

“我们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会知道正义那种东西，你就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特摄英雄剧和《少年jump》中吧。”

©《Legal High》，古美门的名言

某个律政剧的主角，一个口头禅就是：“真相是上帝的事，我们只负责辩护”。

法律人不自比上帝，并不负责探寻真相，为委托人利益而战，这是职业道德。

就像[第三度嫌疑人]里，律师重盛从一开始就告诉后辈：“辩护不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

所以他接触犯人三隅，展开问询和调查，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还原事件真相。

搜集有利于委托人的证据，比如看到沾了油漆的钱包，就以“仇杀和事后拿钱”的版本辩护；

委托人改了口供，就再往共谋犯/从犯方向辩护。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多次翻供

律师重盛从一开始的辩护策略和行动就无可指摘，看得出是秉承着职业道德的律师精英。

美剧《Justice》(金牌律师)中，就更是将这种“胜者即是正义”的观念放大到一定程度。

四位律师组成一个精英团体，四个人各有专攻，有人专门上法庭，有人负责证据链，有人负责搞定媒体。

口号是“100%无罪”，他们为富人辩护，从已知的证据里编织故事，再戳破检方的故事版本。

©《Justice》四人协作的团体作战，不在乎真相，只在乎打胜

法庭审判，不再是寻找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是探寻各种「可能性」：

比的是，辩方和检方的故事版本里，哪一个漏洞更少，哪一个能够更让人信服。

所以说，法庭当然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只不过，探寻的可能不是我们朴素观念里的客观事实。

而是可以通过证据支撑和证明的法律事实。

就像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即使全世界都知道辛普森的罪行，但缺少了证据，那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辛普森案中，不合手的黑手套成为一个关键证据

有人说，人类发明最好的东西，就是法律和法庭。

那在法庭上，最好的发明大概就是检方和辩方的对抗式，通过两方的对抗实现对法律事实的探寻。

02.

對抗式，進步和革新

如果让我想象18世纪前，英美法系下的法庭场景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吧：

被害人又身兼起诉人，他在法庭上大声疾呼：“你在某地抢劫我，还打了我，抢走了我的钱。”

被告的窃贼会回应：“你胡说，我才没有抢你呢，我那时候在家里睡觉。”

然后对方“不！你骗人！你抢了我！”“你才骗人！没人抢你！”...

然后...双方吵成了一团，法官一摸脑袋，唉，谁晓得到底什么鬼啊，随便判呗。

©17世纪的审判情形插画

是的，那时候的法庭，没有辩护人，没有检察官，也不讲究证据。

几乎全是依赖两方的陈述，所以吵成了一锅粥就成了常态，还因此得名“争吵式审判”。

“被告说话”式的审判模式持续了很久，一直到它的弊端实在让人无法承受。

17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王开始残酷镇压政治犯，所谓的叛逆罪审判在这时大量进行。

由于对证据和程序的不重视，大量的伪证被做出，依赖口头证据又催生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而没有专业的、辩护律师的帮助，几乎只要被指控，就难逃其罪。

©“天主教阴谋案”的参与者被处以极刑

所以这个时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及恶意审判，比如著名的“血腥巡回审判案”、“天主教阴谋案”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种情形下，光荣革命后，重掌议会的辉格党人就开始了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回应之前受到的镇压。

于是，17世纪末的审判法中已经开始在刑事诉讼引入辩护律师；但实际上，律师介入还是要到18世纪30年代了。

30年代，伴随着辩护律师介入到刑事重罪中，和检方的对抗制也开始逐渐成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又相当漫长，直至18世纪中晚期，仍只有很少部分案件是在法庭上通过对抗制审判的。

英剧《加罗律师》故事背景就是18世纪末，那时候，律师还没有获得完全辩护权。

©《加罗律师》中的辩护还很有限

他们只能在种种干扰和随意下，主要负责交叉询问被告人及证人，所能发挥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

此后，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对抗制才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成为现在英美法系最基本的审判制度。

03.

真相，只是副產品

对抗式审判以进步和革新的面貌出现，毫无疑问将法庭秩序带入到真正的现代文明时代。

各大律政剧里，控、辩双方唇枪舌战，给观众奉上了无数激情迸射又严谨缜密的逻辑盛宴。

[十二怒汉]里，陪审团在控、辩双方的对战结束后，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过程，又让人深受程序正义的感染。

©[十二怒汉]陪审团在对抗制度下成为最重要的决定者

但另一面，对抗式从它出现和发展到现在，也是它的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当控、辩双方都以击败对方的绝对胜诉为目标，功利主义的目的驱动下，真相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有选择地收集和提交证据，只出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隐藏、歪曲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就成了行业常态。

而在对抗式制度下，法官又需保持绝对中立，不负有主动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

法官和陪审团，只能在控、辩双方所给定的案件「可能性」中，选择最让自己信服的一个。

所以，就像[罗生门]里，每个人口中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审判好像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你相信谁」的游戏。

©[罗生门]海报，每一个人口中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控方证人]里，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伪造证人证言，就能实现案件逆转；

加缪的《局外人》里，因为犯人“在母亲去世后就去约会”这种习惯性思维，陪审团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人，然后判定有罪。

[第三度嫌疑人]里，犯人三隅一次次将证言推倒重来，最后利用法官的“不信任”实现了自我毁灭。

电影最后空留下一句“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最后的死，成为“第三次死亡”

《局外人》里的犯人，从始至终被隔绝在审判之外，观者关注他的生活，关注他的母亲和女友，但就是不关注这起案件的真相。

真相只是副产品，真相只是每场审判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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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有幸在昨天的日本电影周开幕式上看了这部颇受争议的《第三度嫌疑人》，起初在豆瓣上看到6.6的评分后心凉了好一阵儿，因为，在我心里是枝导演是为8.5分以上的电影而生的。

有人说这是是枝裕和走下神坛的一部电影，有人说这是是枝裕和一次失败的试水，也有人说作为一部悬疑剧，剧情、逻辑推理是硬伤，直到昨天看完后，才缓缓的舒了一口气，像福山雅治饰演的重盛律师一样摸了摸脸，这次依然是是枝裕和，依然值得五星推荐。

影片放映完有个简短的导演和观众的交流会，不作美的是因为时间原因仅留给观众一个提问的名额，好多人像我一样举高着手臂表示希望得到这个机会，主持人点了一位前几排的姑娘，已经记不得那个姑娘提问问题的内容了，只记得旁边不远处一阵让人不适的哄笑，哄笑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觉得这姑娘的问题没有营养吧。

今天中午一直刷着单向街图书馆的微博，等着单向君和是枝导演的微访谈，虽然这个微访谈的内容七零八碎到“让人发指”，但是看到“是枝裕和导演表示，他在拍电影的时候并不认为观众能够完全理解到他想表达的所有的复杂的观点；但反过来说，观众也能发掘出很多他无意识的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面相。所以说，影片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而他并没有想过去掌控这些。不过也恰恰是这种复杂性是非常有趣的”这条对谈内容后，心里简直yeah出了花，昨天想问的问题也有了答案。

影片124分钟，依旧是没有一个多余的镜头、没有一句多余的对白，感觉是枝导演这次玩儿的特别高级，剧情建立在嫌疑人已认罪的基础上，只是犯罪动机不明，所以这部心理悬疑剧无需有缜密的推理、无需把真相讲的一清二楚，更何况真相永远是一个过去式的、相对的“真相”，当局者都无法百分之百的还原“真相”，更何况每个如同盲人摸象般的旁观者，每个旁观者仅是根据自己感官和认知做出“大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结论，悲哀的是大多数旁观者只会屈从于自己能接受或者愿意接受的“真相”，更悲哀的是有些人只说出权衡利弊后对自己有利的“真相”，也许还有各种结果导向主义倒推出来的更更悲哀的“真相”吧……就像这个信息井喷的时代，每天都会被各种热点事件“围攻”，各种热点事件背后的“真相”又有多少人会真正在乎、又有多少人会持续关注，又有多少人能了解到“真相”的原本面目，刘鑫忏悔了吗？豫章书院关停了吗？每个热点事件都像一阵来去匆匆的龙卷风，裹挟着100000+阅读量的素材提供者和千奇百态的围观者……

“没有人在乎真相到底是怎样？”或者“永远都不可能还原百分之百的真相”这大概是是枝导演所想表达的吧，就像役所广司饰演的“杀人犯”三隅所说的：重盛律师想了解的真相也只是有利于胜诉的真相。对于辩护律师来说胜诉永远大于真相本身，对于掌握审判权的法官来说，在审理期限内最终结案永远大于真相本身，对于控方检察官来说，嫌疑人认罪永远大于真相本身。法庭从来都不是一个还原真相的场所，而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平台，也就是吉田钢太郎饰演的老律师在看到那位年轻实习律师在法官和稀泥时那张满是疑惑的脸后所说的“司法制度”。广濑铃饰演的瘸腿小女孩说“这里没有一个人说真话”，讽刺的是这就是赤裸裸审判游戏规则，被法律赋予审判权的法官根据控辩双方的“谎话”来审判一个说“真话”的人，在现有的法律规则下，而这个说了“真话”的人被判为死刑，自始至终没有人知道所谓的“真相”。

法庭宣判后，被法警带走的“杀人犯”三隅做出了放生金丝雀的动作，眼睛里好像看到了恢复自由的金丝雀般欣慰。不管做这个放生动作，是三隅的真情流露还是故意迷惑重盛律师已经不那么重要，认罪——翻供——拒认罪，一次一次的改变口供，应该只有“杀人犯”三隅知道“真相”吧，不管他是为了救赎还是忍受了一辈子“被选择”后想掌握一次真正的自主，至少三隅这一次实现了真正的自由选择。与其说是“被审判”、“被判死刑”，我宁愿相信这是三隅自己对自己的一次宣判，我宁愿相信他用石子摆了一个十字架埋葬金丝雀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准备，利用律师、检察官、法官来完成自己对自己的“审判”，向死而生完成对一个弱者（瘸腿小女孩）的救赎。

很多时候会在想存不存在真正自由的选择，存不存真正的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很多事情都没有选择，每个人都是没有被征得同意就来到了这个世界，没有被征得同意就被带离这个世界。”所以，片尾曲响起的一刹那，每个观影人都像站在十字路口的重盛律师，然后摸一摸脸……

大师们总喜欢用自己的电影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关系。George前两天二刷了《迷魂记》，忽然发现，如果套用《迷魂记》里希胖借用电影情节对“电影与现实的关系”进行的隐喻，来解读《第三度嫌疑人》，会有不同的发现。

《第三度嫌疑人》的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隐喻。

三隅（嫌疑人）————电影作者

重盛（律师）—————影评人/观众

咲江（死者女儿）———既是演员也是观众

重盛法官（律师父亲）—电影作者的学校

按照上述本体与喻体的关系，结合电影情节，我们会发现，《第三度嫌疑人》实际上隐喻了“电影作者的创作与观众对作品的解读”这样一件事。

三隅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嫌疑人，在电影的前半段，基本上承认了每一询问着的问话。律师问他是否杀了人，他回答“是”；记者问他是否与死者的老婆有不正当关系/是否受她指示而杀人，他回答“是”。甚至最初检察官让他认罪，他就认罪。

这就像是一个电影作者在电影院里面对观众进行Q&A时，对观众们说：“其实大家的每一个解读都是成立的”。三隅对种种“自相矛盾”的询问统统予以肯定，就像是电影作者对所有的解读照单全收。检察官、律师、媒体的受众等等，都代表了电影观众。这里体现了电影的多义和暧昧。

重盛律师的父亲重盛法官在30年前受理了三隅的旧案，并帮其免受死罪。《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日本上映，George调查了一下是枝裕和的资料，他于1987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30年前”是否隐喻了导演自己？而重盛法官曾经对三隅的帮助，是否隐喻了院校对电影作者的教育？

观众“走入”作者的世界

在查案过程中，重盛律师曾言“我们不需要和嫌疑人做朋友”。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越来越难以看清事件的全貌，于是他决定去三隅的老家去调查，逐步“走进”了三隅，甚至在后来走入了三隅的“回忆”，与三隅、咲江一起打起了雪仗。这似乎隐喻着：影评人/观众想要真正读懂一部电影，需要深入地调查/了解作者的过去，甚至最终与作者成为了并无共同生活交集的“朋友”。

而咲江的角色则比较暧昧，她既是演员，可以对电影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读（咲江称遭到父亲性侵犯，三隅“可能”是为了她才杀父亲）；也是观众，她对电影的解读又受到了电影作者（三隅）的否认，三隅坚称自己没有杀人。这似乎隐喻了对于电影，演员只能管中窥豹，最终解释权，仍然在电影作者，也就是导演手里。

两人的影像重叠在一起

最终，《第三度嫌疑人》完成了这样一个比喻：电影只不过是一个容器，放进去的是什么东西，是由作者、演员、观众共同决定的。电影结尾，三隅和重盛的侧脸分别在玻璃的左右侧，而后调换位置，最后重叠在一起。是枝裕和用这样直观的镜头，把观众与作者放到了同样的位置，肯定了两者具有同样的分量：正是作者的创作与作者和影评人、观众的共同解读，才赋予了电影意义。

以上分析仅为个人意见，稍显粗浅，仅供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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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那些激烈批评是枝裕和的人到底是为什么，或者说当看到是枝裕和这四个字的时候人们在期待什么。难道真的是期待他拍了多部伟大的电影后去拍一部推理片？世界上不缺类型片导演，是枝裕和这次对犯罪推理片的反讽很有新意。 这两年看完了所有是枝裕和的长片，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在大银幕看他的片子，很高兴。很多人看了不喜欢大概是有了错误的期待，看片名这应该是个“嫌疑人x”那样精彩的推理片，但是枝裕和是不屑于拍类型片的，这是反推理片。 凶手是谁观众第一时间已知晓，而且凶手在电影一开始就已经归案，电影的悬疑点在于检方、被告律师方、法官三方各自的工作内容都不是追求真像，以至于案件看起来越来越扑朔迷离，在诉讼过程中司法制度的漏洞反而荒谬到让人们离真相越来越远。狠狠的讽刺了司法审判的所有参与者们，同时是枝裕和也没有丢掉他一直以来对家庭关系的探讨。 福山雅治演技还是被男二号碾压，日本黄晓明的帽子看他什么时候摘掉。广濑铃倒是还行，这人物一直都是一个状态，也没什么可发挥的。

《第三次谋杀》是今年的惊喜之作。此前并未关注过是枝裕和先生的作品，多是道听途说。今天所见，可谓震撼。是枝先生作品从一个极小的切口透视出复杂的结构，层次丰富但表现出来却十分简练，仿若朝深潭中投下石子，瞬间的涟漪给你一个关于全局的提示，但所谓全局却深不见底，片子看到最后其实也只是给了观众一个可以一直思考下去的主题，而没有确切的答案。

以下是笔者一些个人拙见，并无意作出任何追根溯源的拷问，当然也无意自以为是解答疑点。

暂且不说影片的表现手法，先分析下剧情中的几条线索。主线索一，嫌疑人三隅谋杀食品厂厂长，偷窃厂长银包，认罪，翻供，否认罪行。主线索二，律师重盛起初旨在证明三隅谋杀厂长的动机在于钱财，且真正推动杀害行为的主谋是厂长的妻子，三隅只是帮凶，这样一来对三隅的量刑就会从死刑变为无期，这对于律师而言就是成功，似乎理所当然是被告一方都期待看到的结局。重盛身为律师并不关注绝对的事实真相，有限的真相亦可带来合理的判决。其他线索：厂长常年性侵亲生女儿，厂长妻对此视若无睹；三隅有谋杀前科，因此做过三十年牢，错失了女儿成长的过程，女儿三十六年未见过三隅几次，对三隅怨恨在心；三隅从小贫寒，直至中年依旧拮据，因此参与食品厂伪造食品标签、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中，并从中获取私利，此事只有少数人知道。

三隅一定杀了厂长，但不是为财，也不是剧中故意误导的为了解救被父强奸的少女，而是为了自救。因为在三隅自己的观念里，他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他的第一次谋杀，动机不得而知（片中并没有明示），但在律师重盛的父亲法官重盛的判决下，他得到了较轻的量刑。剧中老重盛对此有解释：当时从轻判决，是因为那是1986年，人们很容易相信人性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失业者众多，黑帮用高利贷击垮可怜的人。结合日本八十年代发生的大事，例如奥姆真理教事件，不难想见当时社会动荡的程度。没有判三隅死刑，所以时至今日他又杀害另外的人，法官老重盛对此反省。这是剧中第一次挑战现代司法中对死刑的避免。

后来借由三隅之口，一个人若是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做了恶行却仍然可以毫发无损地活着，这对于那些什么错事也没有做却无缘无故死去的人才是最大的不公平。到这里，避免死刑的现代司法不足以实行正义的立论基本建立，但不止于此。律师、检控官和法官三者的讨论和一个谋杀案置于现代司法体制中需要走完的流程才是对何为正义的第二次模糊。犯罪嫌疑人被鼓励认罪，理由不是他应该认罪、更不是正义，而是这样做他可以不用死。在这样的逻辑下，认罪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认罪只能让法律从轻量刑，却并不能使嫌疑人真正忏悔并得到内心的救赎，因为事实上人们还是会认为他有罪。只有被杀死，或者被判死刑，才能让三隅得到内心的平衡。认罪本应该给人救赎，但是他认罪，却只能让他带着负罪感继续毫发无损却又备受煎熬地活着。这不是能够拯救一个人的正义，而是制度定义的正义，这种正义下，人无法决定自己是死还是活，我们只知道想活的人被迫死去是不幸，却不曾意识到强迫一个想要死去的人活着也是一种不幸。废除死刑对于一些人而言是人道的，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却是最不人道的折磨，甚至是对他实现自我救赎的阻碍。除此之外，厂长女儿想要说出自己不堪的经历，免去三隅死刑的态度则代表另一种对正义的误解，即不顾当事人意愿的伸张正义只满足了自己的正义感而无益于当事人。另一个细节亦印证了片中对正义的解读：三隅将自己所养的五只金丝雀杀死，故意放生了一只，尽管不知道这长期被关于笼中饲养的鸟重返自然能否成活。后来已有一只鸟在最后飞到三隅牢房的窗前。这里其实是一个隐喻，笼子象征监狱，金丝雀出去更加难以生活，看似是一条生路，其实是一条死路，但放生的人却会说，放生给了鸟重返自然的机会，但在笼子内比在笼子外好过活，就像剧中三隅所说，人在监狱里反而可以诚实做人，出去了却还得不断做恶才能勉强活着，这里既涵盖了三隅的第一次谋杀，今次犯罪，也暗指厂长伪造食品标签的行径。为了活着，不得不做龌龊的事，甚至犯罪，这是现实。犯了罪的人想要通过认罪获得救赎，但现代司法体制下，认罪成了某种策略和工具，成了一种权宜。尽管结果都是犯罪者受到惩罚，但这样的体制所定义的正义，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和公平。这便是三隅坚决认罪，却不断更改口供，以至于最后否认罪行的原因。他所认定的正义必须给他足以令他感到公平的判决，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得到救赎，认罪导致的是不公平的宽恕，只有不认罪才能让他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惩罚，也就是死。他不能自杀，因为一个人自己并没有权利对自己进行判决。

笔者在回想剧情的过程中，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厂长妻并没有说假话，邮件记录确实是厂长借用她的手机发出的。所以并不是厂长妻子指使三隅杀害厂长，而是厂长本人和三隅说好让三隅杀死他，三隅之所以应了这场交易，是因为他通过杀厂长既可以对伪造食品标签、强奸亲生女儿的恶行作出判决，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谋杀行为本身又可以使自己得到判决。顺利的话，两个作恶多端却至今苟活的人都可以通过死得到救赎。

三隅的第一次谋杀发生在1986年，第二次谋杀是对食品厂厂长，第三次谋杀则是对他自己。突然发现隐藏在片名中的深意。

影片中还有很多细节暗示了这个中心思想——认罪的结果应该是正义的判决，正义的判决应该带来救赎，正义即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的手段。如多次出现的十字架：案发现场，金丝雀的埋葬地，影片最后律师重盛所伫立的十字路口。

除了以上关于内容的部分，是枝裕和作品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叙事视角和对基调的把握。全片的视角极为客观，完全以第三人称展开叙事，这从一开始的俯瞰镜头，和三隅跟律师重盛对话的侧面取景中都看得出来。同时，影片全部采用青灰色调，冷静、客观，近似纪录，这种处理使得作品的复杂性表现为形式上的简练和内容上的深彻，就像一杯搅动的浑水，沉淀后泥水分离，透彻而不单纯。

其实，真相到底如何已经不重要了，犯人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那就是成功被别人决定自己的生死。

正如结局里犯人所说的，一切的故事都是你编造的，要是如你所说的那么美好就好了。

编造所谓的真相，无法直视自己罪行的美好故事，为犯人开脱的措辞，这些都是律师的工作。

这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相，仅仅工作，仅仅是为了胜利。

那么犯人不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编造的谎言，和律师为了工作的胜利幻想出的美好故事，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但是，即便他是犯人，至少我还能从那句 「他根本不配活在世上」的愤怒，信件中的温柔，以及和广濑铃合照里的微笑之中感受到他是并非完全是个恶人。

而嫌疑人却又是一个塑造得极其丰富的角色，他残忍（杀掉另外几只金丝雀）却又温柔（放走一只金丝雀，造坟墓），而这些塑造为后续一切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理由。

于是，将这些与后续结合起来，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只有不停的说慌，才能让法官彻底失去对他的信任，这种让观众极其摸不着头脑的行为便是他温柔一面的体现。

当某一天广濑铃迫不得已说出真相时，由于嫌疑人说了太多的谎话，所以无法得到法官的信任，因此驳回并审判他，才能让广濑铃像她放走的金丝雀一样，虽然无助，随时可能自生自灭，但却得到了一丝自由的可能，以及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

而嫌疑人对广濑铃的感情，说不定来源于自己坐牢三十年从而对女儿的愧疚。

广濑铃的角色，或许是受害者，或许是凶手。

究竟是否真的被侵犯，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唯一能肯定的是，她对母亲和父亲，是带着恨的。

对母亲的恨体现在，她想要远离家，考去北海道，将母亲一人丢弃在家。

原因究竟是因为母亲做黑心食品，还是对父亲的侵犯无所作为，我们不得而知。

退一万步，我们假设，父亲侵犯她的事是一个谎言，也从另一角度体现出对父亲的恨--就算死了也要抹黑他，因此必然有他的可恨之处。

但是我宁愿相信是真的，也给观众对于嫌疑人一切行为动机的理解上带来一些说服力，至少，在接近影片结尾处一段杀人的片段里将广濑铃和嫌疑人叠在一起的蒙太奇的表达，也能够理解到导演所传达的意图。

最终她没有给法官说出侵犯之事，坐在黑暗之中的她，其实也是参与审判的刽子手。

毕竟，观众和福山雅治都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其实犯人的杀人动机与广濑铃无关。

因为观众的视点几乎全片与福山雅治的视点所统一，我们观众和他一起思考，前进，却又被骗的团团转，就像瞎子摸象，以为自己获得了真相，可眼前却只是一片漆黑。

而福山雅治的动摇，是因为他也身为人父。

当所有人都如福山雅治一样，开始以为嫌疑人是为了广濑铃而牺牲自己时，却又被泼了一盆冷水。

顺带提一下，大家很疑惑的，最后从法院里出来时，福山雅治摸了摸自己的脸的原因

仿佛是想说，他的脸上也好似粘上了鲜血 （与前面广濑铃和嫌疑人杀人片段相呼应）其实他也是参与审判（杀死）嫌疑人的凶手啊。

嫌疑人和所有人一起，杀死了自己。

「第三度杀人」正意为此。

总结起来说，或许导演仅仅是想借这一系列摸不着头脑的剧情与情感表达，来告诉大家

其实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一个人，也不要用最大的善意去看待一个人。

就像被害人的妻子一样，刚出场时候的楚楚可怜，到后来渐渐露出另一面目。但是她真正的面目究竟是如何呢？我们无从得知。

大家回过头想想同为福山雅治出演主角的 「嫌疑人x的献身」的结局--知道了真相，得到的却是无尽的悲伤和痛苦，那么又究竟有何意义呢？知道真相又能如何呢？

最终不过是被别人审判生死。

就像握在手中的金丝雀一样。

渴望生命，反抗，却又无力。

是枝裕和结尾的留白，或许也正是想说，真相是什么，生死究竟应该被谁决定，其实，他也不知道。

还不如将一切蒙在鼓里。

就像役所广司所说的一样，只不过是一具空壳。

一切终究是站在十字路中间的迷茫。

最后，引入是枝裕和自传书「我拍电影时思考的事」中讲述「无人知晓创作初衷」的一段原话：

「不是一翻两瞪眼的黑白对比，而是渐层的灰色记述世界，没有英雄也没有坏人，只是翔实描绘出我们生活的这个相对性价值观的世界，我想我应该有贯彻到最后吧。」

十几年后，他依旧贯彻如初。

再综合起是枝裕和对于纪录片和电影的理解，个人总结起大概意思为「真正有意义的影片，不是在播出的过程中不断灌输给观众已经得出结论的信息，而是让观众根据视觉的带动而思考出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解，与这样的作品相遇之后，最终才能丰富自身，也能丰富个人。」

在这神奇的日子庆祝一下是枝裕和导演拿下金棕榈，作为死忠粉，真是十分开心。

希望下一部作品能够更好，也希望「小偷家族」早日登录大陆院线。